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迅猛，尤其曾经广受关注的“温州模式”，让这座被时代浪潮冲击的浙江南部城市一跃而起，成为全国最有名的经济强市。

  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温州GDP年均增速14.1%，高出全省中等水准0.6个百分点，位居全省首位，长期霸榜“浙江省第一”。

  尤其是被誉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人，将生意做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创造了远大于温州本土的经济规模，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形象缩影。

  得益于这段光辉历程，温州与杭州、宁波并驾齐驱，坐上了浙江“铁三角”的位置。

  可不知何时开始，伴随产业升级的腾挪，温州却似乎忽然放慢了脚步，踌躇在岁月的暗影之间。

  时至今日，杭州和宁波早已是“万亿俱乐部”成员，而作为浙江“铁三角”最为虚弱的一极，温州依然在奋力冲击“万亿之城”。

  晋代郭璞对这句话注解如下：“瓯，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在岐海中，音呕。”

  《史记》记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东瓯人领袖邹摇被封东海王，建都东瓯。

  公元323年，永嘉（温州旧名）设郡。郭璞南下，以“天人合一、以象制器”的理念，设计构筑了温州山水斗城格局。

  据说，当时温州百姓筑城时，曾看见一只白鹿衔花绕城而过。温州人引为祥瑞，温州也有了一个好听的别称：白鹿城，简称鹿城。

  其中东庙曾是城中闹市，建有开元寺及城隍庙。如今，其五马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一带，依旧是温州城人气最旺的地方。

  瓯江是浙江第二大江，也是温州人的母亲河，自西向东贯穿整个浙南山区，干支流呈树杈状分布，穿温州东奔入海。

  虽说温州也算一座江海交接的城市，但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温州并非“天选城市”，而是被地形定义的边陲之地。

  浙江南部连绵千里的群山，将温州包裹得严严实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貌使得温州人始终都在与海争田，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从西晋开始，既无朝廷银两支持，又无资源依靠的温州人靠民间众筹方式修筑了浙江省数量最多的海塘。

  北宋末年，金人入侵中原，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驻跸江心屿，温州成为“次辅郡”。

  纷纷南下的王公贵族和大量民间百姓涌入，使得温州迅速跨入百万级人口大都市行列，繁华程度直逼当时号称“世界第一大都市”的汴京。

  大量北方人口南迁，繁荣了江南地区的城市经济，更带动温州的海上贸易，成为浙南、闽北的重要物资输运枢纽。

  南宋时期，温州的海上贸易逐渐扩展到了日本、高丽、暹罗、埃及等更广大的海域，输出了大量的漆器、瓷器、茶叶、丝绸以及瓯柑，享有“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美誉。

  通过北埠的温州港交通世界，另一条原本是温州百姓为了阻挡海潮侵袭而修筑的河堤与河沟的温瑞塘河，则经南门连接瑞安、平阳至闽粤等地。

  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狭小，资源匮乏，又长期闭塞。直至民国以前，温州城内一直是“水如棋局分街陌”的江南水乡，交通主要靠水路。

  “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沿水路出海经商，成为温州人养家糊口的唯一出路，也是一条充满未知的艰险之路。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士族南迁，谢灵运、裴松之、颜延之、丘迟等文人名士先后来到温州，赋予了这座城市最初的风雅气质。

  南宋时期，举国推崇文治及温州港的发达商贸，更是推动了温州文化的蓬勃发展。

  宋代时期，杭州书院有5个，嘉兴3个，湖州8个，绍兴16个，温州则有19个；整个南宋时期，温州考中进士的人数高达1098人，状元、省元数居全国第一。

  更为重要的是，被誉为中华文明瑰宝的“浙学”始于永嘉学派，其诞生地正是温州一带。

  永嘉学派的创立人为薛季宣，中继者为陈傅良。叶适，则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因他们都是温州人，所以该学派以地域命名。

  提倡“通经致用”，重视实用的永嘉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学派。

  永嘉学派强调“经世致用，义利并举”，主张“以民文本，农商一体”，不仅赓续了温州思想文化的文脉，也是温州商人走向历史舞台的商脉所系。

  温州商人后来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让温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并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其精神源头便来自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义利并举”的“事功”思想。

  宋元时期的温州繁荣景象如昙花一现，到了明清海禁之后，温州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进入近代，温州的海上贸易优势被南边的泉州、潮汕取代，商业更是被北面的宁波和上海碾压到抬不起头。

  民国时期，温州由于山海阻隔、交通不便，又远离上海、杭州等大城市，渐渐成为一座被历史遗忘在角落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处于国防前线的温州，国家战略地位上升，却失去了经济建设的投资机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城内没有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城市基本的建设更是严重滞后。

  因为实在没有经济来源，温州人便将产出的手工制品，当起走村串街的“卖货郎”。当地才有了这么一句话，“温州生意郎，挑担走四方。”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描述义乌商人“鸡毛换糖”的故事，也适用于同时期的温州人。

  不过，当时经济模式为“一大二公”（一大指的是国有经济，二公则代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不允许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别的行业，所以温州“卖货郎”只能偷偷进行。

  更难以想象的是，直到1984年的改革开放初期，连“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都已开凿出铁路，而作为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的温州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机场。

  直到1998年，由温州籍学者南怀瑾先生筹资，香港、地方和铁道部三方合资修建的金温铁路通车，才结束了温州“交通死角”的尴尬。

  改革开放之前，温州曾被形象地描述为“50年代的海防前线年代的武斗火线年代的投资短线。”

  由于国家投入少、可用资源少、城市面积小、交通条件差，温州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温州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粮食增产，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同时面临着新的问题。

  由于温州土地有限，发展农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问题，上百万人没有活干。加上当时温州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几家工厂，温州人想成为工人也没机会。

  基于这种尴尬的处境，政府只能鼓励大家“自力更生”，意思是想怎么干，就看自己本事了。

  虽然温州人并不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但知道“做熟不做生”的道理，经商成为最自然的选择。

  温州人看到了商机，硬是将一张牛皮手工分割成薄薄的好几层，再衬上硬纸板，靠着海外传来的图纸，打造成各种款式的皮鞋，让儿童妇女到车站、码头去卖。

  只是这些“温州造”皮鞋，好看是好看，就是不耐穿，也不能浸水，否则要么鞋底脱胶，要么皮鞋开线。

  这不是揭温州人老底，而是从中显而易见温州人精明的生意头脑和眼疾手快的动手能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用时任温州市原体改委主任马津龙的话来说，“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家家办工厂，人人摆地摊，谁也不靠谁，自己当老板。”

  温州的小商贩穷则思变，“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掀起了一股创业致富潮。

  伴随沿海地区带来的消费品热潮，温州家家户户开起了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区域性的产销基地，即专业市场也随即发展起来，出现了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

  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带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温州小城镇的发展，涌现出无数“温州老板”。

  1981年，温州乐清柳市“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收120万元，而当时全国职工的月平均薪资不足60元。

  那时期涌现出的五金大王、矿灯大王、螺丝大王、电器大王等“八大王”，因为时代原因成了众矢之的，所幸很快得到，刺激了更多温州人开启创业之路。

  随着温州人经商办厂的故事不断被新闻媒体报道，官媒和经济学家也将目光投向了温州。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

  1986年，费孝通发表《小商品大市场》报告，“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并驾齐驱，让千年之后的温州又一次受到全国瞩目。

  全国各地组织了无数考察团赶赴温州考察，全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外地考察者，招待所、旅社全部爆满，连饭店最后都支起了临时铺位。

  有数据显示，截至1986年，累计参观人数超过了60万，以至于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了新中国首个要求控制参观区域模式的文件《关于各地立马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为温州接待工作减负。

  吸引如此多的外地考察团，正是人们看到温州在城市工业辐射不强、集体经济比较薄弱的条件下，自筹资金发展农村工业，就地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走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这对当时处于同样困境的地区来说，具有更普遍的实践意义。

  正因如此，198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温州为全国第一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并确定温州以乡镇企业制度建设为重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进入九十年代，全国各地从最初的“温州发廊”到温州人开设的服装店、五金店，温州商人四面开花。

  当时有报道描述为，“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没有市场但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会逐渐形成市场。”

  此后十年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越发壮大，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在温州迎来黄金时代。

  “温州模式”取得了显著成绩，家庭工业出产的小商品经济曾在全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但由于很多是家族性质的民企，不仅品牌和版权意识淡薄，商品质量也参差不齐，其中还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了温州形象。

  比如那时期的温州柳市电器市场，各类电器琳琅满目，可质量低劣，被很多城市经销商拒之门外。

  严控商品质量，显然迫在眉睫。为此，1993年，温州态度很坚决，通过种种政策和手段来推动打假治劣，在全国率先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质量立市。

  与此同时，温州产业体系不尽合理、增长方式比较粗放、企业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优势逐步减弱、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等问题日渐凸显。

  为了降低风险，提升竞争力，喜欢抱团的温州人，又以家族企业联合经营模式，开创了国内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模式。

  这种自发的非公有制企业改制行为极大地增强了企业活力，同时又得到长期资金市场的助力，很快吸引温州更多民营经济陆续进行股份制改造。慢慢地，公司制企业又开始替代股份合作企业，逐步成为温州民营经济的代表形式。

  到2001年，温州全市公司制公司发展到20543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非公有制企业。规模较大的公司还以资本或品牌为纽带，联合一批中小企业组建了公司集团，如乐清的正泰、德力西、天正集团和瑞安的华峰集团等，成为非公有制企业的领头羊。

  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温州GDP年均增速14.1%，高出全省中等水准0.6个百分点，位居全省首位。

  温州的城市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凭借皮鞋纽扣打火机赚来血汗钱的温州人，主动为交通闭塞的家乡修建了机场和火车站。

  从1987年立项，到1990年通航，温州自筹资金1.32亿元，建造了全国第一个由地方集资为主的机场，打出了“温州不可不来，欢迎各位常来”的口号。

  1998年6月，伴随金温铁路客运全线通车，温州就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

  2001年，温州城市综合竞争力进入全国24强，更成为全国首个电线位的地级市。

  在此期间，温州不仅修建了中国第一条最长的公路桥——温州大桥，还先后建成新城大道、城南大道、机场大道、车站大道等市区城市主干道，建成温州体育中心、广播电视大厦、文化艺术中心、长途通讯枢纽大楼、瓯江二桥等城市地标建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如同一辆高速列车，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在扩大，如日中天的“温州模式”逐渐暴露出发展过程中的弊端。

  2004年，温州经济突然失速，从全省领跑一路下滑。到2012年，温州GDP年均增速10.5%，落后全省同期水平足足一个百分点，居全省末位。

  2013年，新华每日电讯报曾刊发长文《“温州落后”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警示？》：

  来自权威部门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2年在16个经济主要指标中，温州市大多数指标处于全省“倒数”行列，其中人均GDP、GDP增幅、规上企业工业总产值、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9项指标均倒数第一。另有4项倒数第二，共13项在全省“垫底”。

  “新形势下温州发展遇到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三十多年来始终没摆脱‘低小散’的产业体系和县域经济的路径依赖，而且产业‘空心化’严重阻碍了温州发展”。

  温州为何经济发展失速，省委书记所说的“低小散产业体系”，以及“产业空心化”又是什么情况？

  数据可能更直观：2012年温州塑料制品、皮革皮毛、纺织服装等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工业比重仍高达28.8%，10年间仅下降了0.5个百分点左右。

  这意味着温州企业始终没找到摆脱劳动密集型产业途径，一直“啃老本”，才让温州经济出现了掉队。

  长期以来，温州的民间资本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可以说，“温州模式”的成功很大原因是温州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各类民间资本助力，才让企业得以顺利发展。

  2000年左右，温州民间资本开始涌入房地产，温州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逼近同时期上海房价）。

  相比温州，上海的房价肯定更具升值潜力，大量温州购房团来到上海。此后，温州购房团逐步演变成炒房团，所到之处房价无不迎来暴涨。

  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温州炒房团背后的民营资本加杠杆投入房地产，进而导致温州产业脱实向虚，没有像苏州、宁波等快速转型为工业强市。

  随着2011年全国限购、限贷政策密集出台，房地产泡沫被戳破，进而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及担保链断裂，导致温州民营经济开始衰败，温州陷入“失落的十年”。

  那时的温州，前面是快到已经赶不上的“老大和老二”，后是不断追赶的“小伙伴”。

  2000年，温州占杭州、宁波GDP比重分别为58.9%、71.8%；到2012年，两项指标分别仅为46.5%、54.0%，温州已经明显落后。

  温州占浙江全省经济比重也从2010年的13.3%下降至2012年的10.8%；而此时的绍兴GDP与温州的差距已缩小至不足30亿元，温州“浙老三”地位险些易主。

  与经济同步滑落的还有人口占比。温州经济辉煌年代，大量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存量叠加，使得温州成为“浙江人口第一大市”。

  可随着温州经济低迷，特别是2012年强行推出“减员增效”（用行政手段，驱逐低端产业和人口）为核心的综合大整治行动，更使得温州人口出现负增长（低于六普数据）。

  纵观温州经济从“神速”到“失速”，虽然有炒房导致温州产业脱实向虚，以及产业体系相对单一等直接原因，但也与温州这些年的“野蛮生长”有着非常大关系。

  温州经济的主体是民营经济，早期是靠一些胆大能吃苦的农民企业家带动起来。可随企业转型成为现代集团规模后，缺乏文化和现代管理经验的农民企业家并未跟上时代步伐，依然是以传统家族企业经营，使得企业始终摆脱不了“乡土气息”。

  同时温州自身的特殊地理位置，虽然靠自己努力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但对比杭州、宁波同等量级城市，无论是国家战略产业布局，还是国家级科技研创中心，乃至重点大学、研究机构，温州始终未能争取到优势资源，甚至比不过省内其他地级市。

  没有相应的国家级产业规划，得不到相应的产业扶持政策和资金，吸引不来人才落地，本地人才又在加速流失，人口和人才资源匮乏，极度影响着温州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此外，由于温州的特殊经济背景和结构，温州政府长期对温州发展奉行“无为而治”的态度，放手让民营经济闯荡。这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早期无疑是有效和成功的，可到了城市发展与产业融合阶段，无论是前沿产业布局，还是相关产业政策、科技企业引入，都需要政府不能再“袖手旁观”，必须主动出击。

  更严重的是温州持续至今的民间借贷行为，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早期温州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却始终缺乏监管，只着眼于短期投资回报，无视更为急需资金扶持的实体企业。

  2011年，人民银行温州支行撰写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调研报告》显示，温州1100亿的总盘子中，仅有35%用于实业经营，其他都用作各种民间投资和拆借，可见其资金流向只关注短期利益，忽视了对新兴起的产业的关注。

  可以说，“温州模式”在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先发优势，可惜随着产业升级与转型，这种诞生于草莽间的粗放模式难以与时俱进，使得城市经济出现停滞。

  温州有一个十分令人羡慕的名词叫“温州人经济”。简单说，在外经商的温州人达到250万，平均每9个温州人就有一个经商办企业；每4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在外闯荡；每400多个温州人里就有1个千万富豪。

  其中70万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发展，175万在全国各地创业，268个城市建有温州商会。全国由温商控股的上市企业超过60家，是温州本土上市企业的2倍多。

  最重要的是，温州人在外创造比在本土更多的财富，国内和国外创造经济总量累计超过万亿。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温州本地有着更多投资和发展机会，精明的温州商人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不会这么多人舍弃故土，远赴他乡。

  虽然温州经济在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刺激下，从2013年开始触底回升，并在2016年首次突破5000亿大关，继续保持省内“老三”地位，但总体依然呈现出疲态。

  从人均GDP看，2020年浙江省人均GDP超10万元，而温州仅为7.18万元，甚至低于全国7.24万元的中等水准，居全省第9位。

  同时，温州人均GDP、实际使用外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省内排名靠后；其中实际使用外资全省排名第8，长三角排名第25（倒数第二）。

  全市约6000家规上工业公司中小型企业占比超九成，企业户均增加值规模仅1200万元，不足杭州户均规模1/3，充分说明温州产业的转型缓慢。

  服装、鞋革、电气、泵阀、汽摩配是温州五大传统产业，一直受困于“低小散” 问题。虽然近年来加速改造升级，但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尚无千亿级的产业集群，甚至很多还在百亿级徘徊，产品竞争力、议价能力、抗风险能力比较弱。

  相比之下，杭州、宁波等地已形成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设备等千亿级新产业集群，成为构筑万亿城市的基石。

  一直以来，温州的一产占比高，但总量低，且以传统农业为主；二产占比低，总量也不高，反映出高新技术产业和生态工业发展滞后；三产占比高，超过省市中等水准，但总量较低。

  温州下辖鹿城、龙湾、瓯海、洞头4区和瑞安、乐清、龙港3县级市，以及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5县。

  虽然这些区县都是百亿，但是这些区县经济总量差距明显，比如温州的工业强市乐清经济总量超过千亿，而文成、泰顺由于是温州西部山区主体，两地工业利润都刚过百亿；同样，永嘉和苍南也是因山区地形较多，工业利润也不如瑞安、乐清等地。

  就连温州中心城区，也存在城区面积全省排名居后，人口、经济总量占比相差较大等困扰城市能级提升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浙江省委书记提到的温州县域经济竞争力下滑、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缓慢的直接原因。

  好在要强的温州人从未放弃过努力，痛定思痛之后，温州把定位变成地位，做大做强“全省第三极”，实现都市区内部产业梯度转移，推进县域经济向都市经济转变。

  近五年来，温州一方面进行“乐瓯洞一体化、温瑞平原一体化、龙平苍一体化”，形成“一核三辅”框架，重新绘制温州城市格局新蓝图，另一方面加速转向高新产品、智能装备制造。

  另一方面，温州在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同时，更将浙江“最南端”变成“全省第三极”最大的资本和优势。

  温州很清楚，即便日益发达的交通把温州拉入长三角一小时交通圈，但空间距离永远难以跨越，倒不如将劣势变优势，寻找更合适的合作对象。

  温州通过与闽东联动，与宁德开展战略合作，设立浙南闽东合作发展区，加快温福高铁、温武吉铁路、甬台温改扩建等畅通东南沿海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重新找到经济发力点。

  这种避免雷同和无序竞争，也正体现了温州从永嘉学派继承来的“事工”思想和务实精神。

  数据依然是最好的说明：从2018年起，温州经济成长开始悄然提速；2019年，在历经了10年的沉寂后，温州经济总量重返全国30强。

  2020年，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工业投资、工业技改投资这些代表经济提高速度的数据中，温州跑出了20.3%、22%、26.4%的高增速，均居全省前三位。新设企业增速，温州更高居全省第一。

  2021年，温州GDP达到7585亿元，正式将“万亿级地区生产总值”“千万级非流动人口”写入“十四五”发展总体目标中。

  通过“鲲鹏行动”计划筑巢引凤，温州这两年吸引来数十万大学毕业生，又大手笔引入中国科学院大学温州研究院、浙江大学等37个创新载体。

  温州同时积极追赶新能源发展风口，整合打造了温州湾新区、瓯江口新区等多个产业平台，重点布局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2023年，温州经济可圈可点：GDP达到8730.6亿元，连续5年居全国城市前30强，同比增长6.9%，不仅大幅领先杭州和宁波，还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0.9个百分点，也大幅拉开与身后绍兴、嘉兴的差距，坐稳浙江第三城。

  人口增长数据更是令人振奋，2023年末，温州非流动人口达到976.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2万人，距离千万人口仅一步之遥。

  按照温州目前的发展势头，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4年成为新一座撞线万亿GDP线的地级市。

  曾经背山靠海、资源匮乏的劣势，逼出温州人外出打拼的勇气和智慧；文脉与商脉相连的人文背景，滋养出温州人纵横江湖的胆魄。